明清君主专制到达顶峰,为何社会流动性远超汉

秦国最终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点却历来被忽视,借用龚定盦的一句诗来表达,那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七国并立之时,山东六国的权力大部分都掌控在王室成员的手中,尤其是政府首脑相国(相邦)更是基本上被王室成员垄断。齐国的田忌、田文,韩国的公仲、公叔,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这些都是明证。

而秦国则不然,贾谊在过秦论中写下“奋六世之余烈”并非没有用意,因为自秦孝公开始,秦国大力启用人才变法图强,这些人才基本上都不是本国人,商鞅卫国人,张仪、魏冉、范雎魏国人,蔡泽燕国人,吕不韦韩国人,李斯楚国人,最终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离不开这些人的鼎力相助。

秦国重用外人、轻视王室的做法,注定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度被后封建时代的郡县制所代替。

秦之后的两千多年,王朝更迭不断,郡县制作为帝国行政制度的主体虽遭遇封建制度的多次冲击,依旧岿然不动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相较于封建制度,郡县制的社会流动性更强。

一是社会流动性必然包括着等级秩序,形成泾渭分明的不同阶层,为了统治的稳定,必然维持着某种秩序的坚固性。

因此,先秦时代不论是哪家的思想体系,或多或少向等级秩序靠拢。儒家的礼仪,就打下深刻的等级秩序烙印;墨家主张非攻兼爱,禁止铺张浪费,可是在等级上却主张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法家,主张强国弱民,让所有的人听命于君主;道家,主张圣人(意即君主)的心为平民的心,实质上就是一种思想控制,过于隐晦地表明了维护君主统治的立场。

诸子百家的源头是西周的王官学,夏商周被后人统称为黄金三代,更多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将美好寄托在遥远的过去,实际上夏商周本身制度就相当不同,王国维“殷商变革论”有推测的成分,但也是建立在考古发现上的推论。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据说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他的很多言论都是想当然耳,他所做的是重新构建一个社会体系,只不过打着三代的旗帜而已。

正如文艺复兴运动,根本就是为了对抗的中世纪宗教统治,既不是为恢复希腊罗马的文化,中世纪到底黑不黑暗也并非重点,更没有人去详加考证。

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他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殷于因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认为周继承和发展了夏商的礼仪体系,这当然是错的。根据商王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继承关系并非父死子继,而更多的是兄终弟及,只有一代人全部去世了,才有可能传到下一代,继位的人只要是族内就可以。

孔子的思想自称来自于周公,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理解周公,孔子心目中的周公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群人的集合体。

西周的封建制根源是周人打败了大邑商,无力取代商成为天下尊重的主人所做的一种妥协。西周封建制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并非一回事,如果将后者比喻为切蛋糕,那么前者就是画大饼。

用钱穆的话来讲,西周的封建制是一种武装拓殖。周天子名义上给你一块地,实际上需要你自己用武力征服了之后,才真正属于你。

这种武装拓殖是周人集思广益想出来的办法,只不过在推行过程中开始于周公辅佐的成王,慢慢地将所有的功绩集中在了周公身上。

到了西周晚期,原始的宗法制度已经不能帮助周天子牢牢控制诸侯,又有了新的变革,从西周晚期到孔子出生前五个世纪革新的等级制度,才是孔子真正掌握的一种制度。

封建制被郡县取代之后,并没有完全摧毁,原本官僚体系中的庞大血缘关系转化成了区域性的血缘和地缘两种关系。

翻开两汉太守刺史表,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出身于京兆、颍川、汝南、扶风等地的人居多,而这些地区恰好是当时的文化重镇。官职虽然不能世袭,但是文化上的世袭,帮助后人做官的几率更是普通平民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靠着门生故吏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东汉产生了豪族,继而产生延续到隋唐时代的门阀制度,就不足为奇了。

宋代官修史书新唐书中的宰相世系表,更是赤裸裸的证明了唐朝之前的郡县制流动性虽然比封建制更强,但是对平民来说,流向上层也是极其困难的。

二是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的稳定,这本是出于自私,却不得不开出一条让社会流动的通道。王夫之所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正是这个道理。

而最先打开这种通道的并不是别人,正是孔子。孔子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所倡导的一切,分明都是有利于等级秩序的构建,而所做的一切却最终颠覆了封建制。

知识,原本就是属于贵族和统治阶层的特权,平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当孔子喊出“有教无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动摇了等级制度的根基。

“士”在春秋时期之前对下层贵族的称呼,而到了战国,已经转变成了对知识分子的称呼,出生当然重要,但是只要有本事,就可以晋升为新的贵族。

作为最高统治的君主,不论是周天子还是后来的皇帝,总想让自己的权力增大,而削弱贵族的权力。权力的冲突展现出一种“波纹式的循环发生”的特性。

皇帝作为统治者,干涉政府运作的权力有限,丞相(宰相)最为政府的最大官,起到了平衡皇权的作用。丞相是一个称谓,而所属的官员机构却不固定,汉代的丞相初为尚书所取代,及曹魏时尚书省已正式成为丞相府,它复为中书长官所取代;再发展下去,门下侍中又渐握实权了。唐代三省长官的权力后来为拥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天子亲信所取去。下逮晚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正式成为朝廷重臣,其实权遂又转入翰林学士及枢密使(宦官)之手。

不论哪个官阶是宰相,最终的结果都是随着权力的增加与皇帝分庭抗礼,于是宰相在数量的增多,也成为了皇帝削弱相权的一种手段。

从汉代的单一丞相后来变成左右丞相,到唐代三省设置多个丞相,到宋代之后比唐代更多,但即便如此,皇帝运用起权力来依然感觉捉襟见肘,朱元璋统一全国之后,索性废了丞相,自己皇权相权一手抓,可皇帝毕竟是人,精力有限,不得不依靠宦官和特务机关,东西厂也好,军机处也罢,都是皇权高度集中的产物,也是皇权专制到达顶峰的标志。

可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又发生了,皇帝这样子专制,社会流通性却远远增强了,按理说皇帝不会给别人分权,那流通性增强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说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把皇帝手中的权力比喻为一块蛋糕,那么唐五代之前的蛋糕中大部分是由皇帝和贵族共有,留给平民的一块非常小,而贵族具有高度的排他性。

人们经常将陶渊明塑造成了一个甘于贫贱,不为权贵折腰的隐士。实际上,这有很大的误解。陶渊明自己本身很不甘心。陶渊明的曾祖是东晋著名的将领陶侃,也是唯一个在世族垄断高位的东晋,寒族出生晋升为三公的例外,可是结果呢?

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进入到贵族的圈子里,始终遭受排挤,死后儿子们争夺财产,原本富裕的家庭四分五裂。

陶侃生前和王氏家族不和,在东晋那个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若不是他战功显赫,恐怕早已经身首异处。家族之间的争端持续的年代不是一代人而通常是几代人,到了陶渊明的时候,他任彭泽县令时期的顶头上司就是王氏子孙。借口封印而去,陶渊明尽管身心自由,却不得不面对生活的困苦,也算是一种取舍吧。

试想,一个官至三公的寒族都不能因为出身被接纳,何况是一介平民,不要忘记,寒族也是地主。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说南朝时期的皇帝像傀儡一样,那么英明神武如唐太宗面对这些豪族也不得不让步,就很是说明问题了。

科举考试具体开始于什么时候不得而知,但是隋唐已经颇具规模,杨广的覆灭自然是自己咎由自取,但是真正埋葬大隋江山的却是因为科举选拔人才而激起的贵族反抗。

不论是杨素的反叛,还是后来李渊的起兵,都是贵族对自己权力的敏感反应。农民起义有成功的吗?还真没有。

远的陈胜吴广,赤眉黄巾,甚至是瓦岗寨,近的李自成,太平天国,义和团,哪一个不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落得失败的下场。

科举在唐代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尤其是武则天之后,随着关陇门阀的覆灭,士人的地位又开始上升,但是也不要太高估发展时期科举的作用,终李唐一代,享国将近三百年,总共去士人才六千多人,意味着平均每年不到三十人,而抛开里面的贵族人员,有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些人在当时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

从一到一百容易,而从零到一很难。科举迈开了第一步之后,到了宋代之后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内藤湖南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唐宋变革论,主要就是指贵族这一阶级到了宋代已经被消灭,平民出身的人物开始显露头角。

这种变革和科技的进步当然也不能分开,这个科技的名字就是印刷术。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让书籍向底层民众的流通成为可能。

文武分流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以往的读书人并不是以手无缚鸡之力的形象示人,但是宋代科举之后,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超唐朝,准备考试需要占据大量的时间,原本半耕半读的生活,转换为家族劳动供一人念书的模式。

宋代确实在打击科举作弊方面力度很大,以保证考试的公平。相传秦桧的孙子参加科举考试,秦桧将主考官请到自己家中,然后秦桧借口有事,让主考官在客厅等待,等了好久,秦桧都没有出来。主考官百无聊赖,正好客厅中挂着一幅字,也不知作者是谁,就反复看了很多遍,等到秦桧出来之后,寒暄了几下,就让主考官回家了。等到考完之后,主考官在阅卷的时候,发现有张卷子字迹和在秦桧家中字迹很像,才明白秦桧的用意。

秦桧权倾朝野,但是在科举考试上,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足见皇权将科举看的多么重要。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已经不仅是皇帝选拔人才,集权的有效手段,而是维护自身统治最有效的手段。

皇帝只要保证在每个省份给予一定的进士名额,给予社会底层一定的流动性,让平民们主动去竞争,保证考试的公平,遇到荒年、旱年开恩科,以示恩宠,自己垂拱而治即可,而这些平民供学生读书已经筋疲力竭,哪有心思去管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呢?

何炳棣先生曾经计算过明清三代以上无功名的进士占了所有进士比例的五分之三以上,如此大的比例,远远超多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

流动性越强,社会就越稳定,可凡事都有一个限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就必然产生不良的效果。科举考试成为上升的唯一通道,功利性越来越强,尤其是科举程式化之后,只需要脑子好用,投机取巧便可以,我们不禁要问,这样得到的人才还是人才吗?

而且一旦功成名就,这些原本底层的人士摇身一变成为统治阶级,自己曾经受过的苦,挨过的累,后半生一定要补回来,而明清晚期官场的腐败,成为这些人腐化的催化剂。皇帝凭借这些人维护自己的统治,增加自己的权力,没想到最终咎由自取,颠覆了整个王朝。

“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济,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地”,这不是一个人的牢骚,而是那个时候整个国家的糜烂。

积习成弊,即便是清末新政之后,大清的留学生依旧没能改变那种急功近利的毛病。内藤湖南在日本见到大清留学生,讽刺地写道:

“然其所学者,必先曰政法,业喜速成,义避艰深,一知半解,高谈放论,以其时势所趋,能动当路,乃遂倒持太阿,妄指邻邦之瑕疵,纵意毁刺,投国人耻败思报之情,迎大吏求名急功之意,往往因以博取好官,菲薄自用。”

更可笑的是,清帝国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危机,假模假式地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洋和东洋溜达了一圈回来,居然选择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

人们总是喜欢拿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清末的戊戌变法进行比较,似乎为后者的失败而惋惜,但是根据国情比较,明治维新式的改革怎么可能在中国成功呢?

明治维新完成了日本从封建到郡县的过渡,继而权力归于天皇一人,而这种转变,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已经完成,到了宋朝更是一君万民的集权式统治,比日本转型早了成百上千年,同样的改革再来一次,失败不是注定的吗?

流动性如此之大的清朝,却让龚自珍这样的人才成为牺牲品。因此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将当时的流动性计算的分毫不差,而是反思这样的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