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悌忠信:立身处世的基本道德

《说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悌,善兄弟也。从心弟声。经典通用‘弟’”;“忠,敬也。从心中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孝”是子女和父母间的情感,子女尽心奉养父母为“孝”;“悌”是兄弟之间的情感,兄弟之间友爱,兄爱弟,弟敬兄叫“悌”;“忠”和“信”是家庭以外社会间人与人的情感,对人诚敬,真心真意谓“忠”,为人守约,已诺必践曰“信”。“孝”“悌”“忠”“信”都是本体人的情感,在孔子的学说中,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道德。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而》)

家庭是社会最基层的组织,由家庭而邻里乡党,而国家。李泽厚先生说:“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

“首孝悌,次见闻”。作为年轻晚辈,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在宗族中要敬长,尊老爱幼,办事谨慎,为人诚信,泛爱一切人,亲近有仁德的人。这些都做到之后再去学习文化知识。所以有人对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孔子回答:“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为政就是致力于社会和谐,就是要使社会这个机体健康发展。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尽“孝悌”之道,家庭这个细胞就活泼,就有生命力。每个家庭细胞活泼,有生命力,社会这个机体就活泼,有生命力,也就能和谐、健康地发展。

孔子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如果我们置“犯上”“作乱”这些具有政治色彩的儒学思想局限而不论,把“孝悌”作为“为仁之本”,由“孝悌”而“泛爱众”,使“天下归仁”,其价值取向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一个连父母兄弟都不爱的人,不可能“泛爱众”。“孝悌”是道德之基,“仁爱”的第一步。从此出发,扩而充之,推而广之。人人若是,社会便若是。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第一个层次是“养”。“养”就是赡养,保障父母物质生活的需要。第二个层次是“敬”。“敬”就是尊敬,发自内心的敬奉,不只是履行义务,更不是作秀。第三个层次是“顺”。“顺”就是依顺,保障父母的精神愉快。

父母晚年,身体衰老,失去了劳动能力,害怕寂寞,担心孤独,需要慰安,儿女们要尽心赡养,供给衣食住行之费;膝下承欢,消解孤独寂寞之苦。“养”是最基本的。因为没有了“养”,生命便不能延续。但是,仅有了“养”还不够,人的需要不只是物质的,还有精神的。乞人不食嗟来之食,“不敬”无以别乎犬马。这“敬”,不只是良知的内在情感,更是可以外化的人生实在,表现为对父母的和颜悦色,不拂逆父母之心意,也即“顺”。

“养”“敬”“顺”三者无失,方可谓真“孝”。“养”,不一定“宝马”笙歌,锦衣玉食;“敬”,也无须强装笑脸,故作姿态;“顺”,更不是唯唯诺诺,口是心非。

任何人都会以为自己正确,而事实上,任何人都不能永远正确。子女与父母之间,永远存在“代沟”。如何处理父母所“是”之非?孔子告诉我们“几谏”。“几谏”就是婉言相劝,不可声色俱厉,更不能拍桌瞪眼。父母不听从自己的意见怎么办?置之不理?否。孔子认为,应该“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依然敬奉,不拂逆父母,担忧而不怨恨。“孝”与“敬”同,与“顺”等;不“敬”,不“顺”,不可谓“孝”。

孔子时代,生产力落后,交通不发达,所以孔子主张“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天看来,“远游”已不是障碍。天南海北,可以朝发夕至;移动电话,能够瞬时接通。不过,“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还是应当记取的。即使返不能“必面”, “必告”也不能缺省。儿行千里母担忧。有“告”,心,就与父母连着;有“告”,父母就少一分惦念,多一分慰安。

父母的年龄不能不知道。父母年事高,是儿女的福气。因为有父母在,儿女就有依托,就有根。然而,岁月不饶人,天不假年,儿女也无奈。所以孔子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以喜”“以惧”是真情感,也是尽“孝”。

不仅“游必有方”是“孝”,“知父母之年”是“孝”,人品端庄,办事稳健,不会为非作歹,使父母放心,不用为你提心吊胆,也是“孝”。“养”“敬”“顺”,事其生,是“孝”;“葬”“祭”以礼,事其死,也是“孝”。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

在孔子看来,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父母活着的时候,侍奉周至,尽礼;父母过世以后,葬祭以礼,尽哀。

《阳货》篇载:宰我反对“三年之丧”,认为时间太长,一年就可以了。孔子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宰我说:“安。”孔子对他说:“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孔子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重视葬祭,舐犊之情,不能忘也,怀念而已。所以,孔子弟子子游说:“丧,致乎哀而止。”后世演为排场势力、炫耀门楣的摆谱,而今也有借此聚敛钱财者,都已经不是“礼”之本义。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

“生,事之以礼”,使“尽其欢”;“死,葬之以礼”,以尽哀,“祭之以礼”,不忘养育之恩,皆“孝”之纯而至者。《礼记·檀弓下》载:“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淡饭粗茶与父母共,使“尽其欢”;生老病死为父母忧,能“称其财”。尽孝,尽礼,可以无憾矣。

对父母尽“孝”,兄弟之间讲“悌”。俗语道,父母子女亲如骨肉,兄弟姐妹情同手足。手足相得则行,手足相悖则滞。

《论语》记录孔子师徒讨论兄弟之道的言语不多。《为政》篇孔子引《书》言“友于兄弟”,《子路》篇孔子答子路问“士”曰“兄弟怡怡”,《颜渊》篇子夏解司马牛之叹称“四海之内皆兄弟”。看来孔子对“悌”道的定义有二:一是“友于”,二是“怡怡”。“友于”意即亲近、友爱,“怡怡”意即快乐、和悦。合而言之,就是要和睦相处,有尊有让。兄弟反目,形同路人,则有悖“悌”道。

而今,子女不养父母者有之,兄弟之间为争父母遗产大打出手者亦有之。怀抱宠物狗,呵护备至,喂肉就医,毫不吝惜,就是不肯给父母养老费;请客送礼,动辄以万,兄弟处财,三百五百,你争我夺!李泽厚先生说:“孔学儒家教义的特征之一,……首先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家庭’中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情的自觉培育,以此作为‘人性’的本根、秩序的来源和社会基础,把‘家庭价值’置放在人性情感的层次,来作为教育的根本内容。”“中国儒学重人轻法,现在倒转过来以法治为主,是否仍可吸收中国传统强调建构人性以稳定社会的想法,重情感、修养、家庭价值、主体间性以作出某种转化性的创造呢?似有许多具体课题值得深思。”

孔子学说特别看重道德自律。“孝悌”是家庭私德,“忠信”是社会公德。从家庭到社会,用“孝”“悌”“忠”“信”为人性奠定道德之基,“约之以礼”,通过自我的种种修养,达于“仁”之境界,形成“君子”人格,从而构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这是孔子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开出的救世药方。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卫灵公》)

立身处世,德品是第一位的。人们通常说“人格的魅力”就是指一个人的德品。有德有才是成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才无德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一个人向往崇高,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首先要重视“忠信”。

在孔子看来,“言忠信,行笃敬”可以走遍天下,“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寸步难行。无论是站立还是乘舆,眼前时刻要有“忠信”二字。所以,“子张书诸绅”,曾参每天以此“三省”其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忠”指心诚,并非后世儒学标榜的“臣忠君”之“忠”。尽己之谓“忠”。真诚无隐,尽心尽力,就是“忠”。

与人相与要“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心尽力于人;事奉君王要“忠”,“勿欺也,而犯之”,尽心尽力于君。

“与人忠”,即“为仁”之一端。仁者爱人,“爱之,能勿劳乎?”而“忠焉,能勿诲乎?” 在孔子看来,“与人忠”,就要直言不讳,“忠告而善道之”,尽心竭力,不能看着别人往错误的路上走;从政也要“忠”,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尽职尽责,像“令尹子文”那样,“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人无信不立,“信则人任焉”(《阳货》)。“恭、宽、信、敏、惠”则“仁”,“信”亦“为仁”之一端。一个人要立足于社会,必须有诚信。诚信是责任,诚信是声誉,诚信是人格。为人诚信,人则愿意与之相与;频频失信于人,人则鄙视而唾弃之,终会成为孤家寡人。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张》)

做人要诚信,为政也要诚信。“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为政诚信,取信于民,民则令行禁止;失信于民,民则漠然置之。所以,子贡问政于孔子。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说:“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无兵,可;无食,亦可;无信,则不可。

世人巧言令色而少忠信,儒学以“忠信”为社会公共道德的基础,试图淳厚社会公德,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儒学主张通过“自省”而建立起人之道德的基本社会情感结构,实现社会和谐,显然是一种梦想,达成的可能性很小,而教育的责任承担又显然过重,况且教育者本身也有道德自建的任务。如何将自律和他律、自觉性和强制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伦理的可操作网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